我国新能源车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与绩效研究——以比亚迪为例开题报告

生态环境既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事关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业属于高污染密集型行业，与国家生态环境战略息息相关，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目前，环境恶化问题和能源短缺问题日趋严峻，国际国内社会高度关注，提倡以绿色技术创新保障可持续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对于传统汽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本文选取汽车制造企业比亚迪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法，全面系统分析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汽车制造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解构了不同类型的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3．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Braunamp; Wield（1994）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企业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源耗用所使用的技术、工艺、流程的统称。

Kemp等(2002)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有效降低环境影响，从而产生创新技术、优化工艺、改良产品等。

欧盟委员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是：坚持以绿色和谐可持续为发展愿景，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或者消除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产品、工艺的创新形式的总称。

Hart（1995）的自然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自然环境对企业的持续竞争力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生态和环境问题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可能制约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战略。依据Hart的观点，企业必须在已获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其行为由低到高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减少环境污染，主要是生产环节的废物排放处置等环节；第二，进行产品绿色创新，加强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实时掌握供应商和消费者需求，优化产品设计，减少产品的生命周期成本；第三，最高层次的行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这一概念贯穿企业的文化内核和生产管理的过程中。

Scott（1995）将制度压力分为三类：即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规制压力即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等具有强制力，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合规；规范压力则来源于社会、文化、信仰体系支撑的普遍价值观，如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等理念，反映到制造业的规范压力则是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绿色消费理念等；认知压力即来源于模拟性同构，也即企业高管对于其他组织的模仿等。

Porter（2007）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由概括成以下四个方面：道德义务、可持续发展、经营许可和企业声誉。Porter强调道德义务是企业经营要满足合规性，企业可持续发展应该对社区和环境负责，经营许可则是获得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默许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声誉对于树立企业形象、形成品牌效应，带来财务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

Porter（1995）提出著名的波特假说，即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即环境规制在实现企业的环境目标和创新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环境规制一方面倒逼企业进行环保创新投入，增加企业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的环保行为能够节约企业的违规成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2）国内研究现状

杨熠等（200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即良好的财务绩效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基础，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则会增强利益相关者的预期，从长期来看将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

付强等（2013）提出企业以社会责任为导向进行绿色创新，进行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有效增加企业的社会绩效，进而增强企业的财务绩效。

刘乾等（2021）研究发现，在有限的资源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之间未必呈现相辅相成关系，有时政府过度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占用企业大量资源，削弱对于创新的投入。

曹洪军等（2017）着眼于内外环境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将企业的外部环境主要归类为强制型政策和激励性政策，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强制型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存在倒U型关系，即政策疲软时不能有效约束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而政策过强时企业则会宁愿付出罚金成本也不愿意进行环保投入；而激励性政策对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有正向激励作用。此外，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有利于企业识别环境规制，减少环境成本；同时，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越强越有助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识别绿色创新的潜在市场。

李廉水等（2015）在对我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驱动因素探究时发现，企业创新经费的投入对企业创新能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应当重视研发经费的投入，同时政府应该进行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塑造良好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陈泽文等（2019）将高管环保意识风格分为机会型环保意识和责任型环保意识，前者出于于追逐利润的动机，主动识别市场压力和市场机遇；后者处于道德角度，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合规且可持续，两种环保意识均通过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来提升企业绩效。

李青原等（2020）从微观企业和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角度入手，将政府的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分成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两类，结果显示排污收费能够倒逼绿色创新，相反环保补助会挤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具体体现在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补助方向而实施生产。

曹洪军等（2021）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能够促进组织绿色学习，即学习环保知识和环保理念，进而正向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

梁敏等（2021）研究发现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

余伟等（2017）的研究基于我国工业行业现状，支持了“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引发的创新效应并不明显，导致企业的环境遵循成本仍然高于技术改进带来的财务绩效，因此并不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贾军等（2014）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拥有较多绿色技术的企业更有可能积极地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拥有较多非绿色技术的企业更可能进行非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形成了显著的企业创新的路径依赖效应。

陈永泰等（2019）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政府Ramp;D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发现在有监督和无监督的环境下呈现不同的作用机制：在无监督的情况下，政府Ramp;D补贴倾向于高技术企业，减少低技术企业的补贴，可以激励高技术企业承担更多绿色创新责任；在有监督的情况下，适当的罚金能够提升政府Ramp;D补贴的效率。

王珮等（2021）着眼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影响，发现环境成本税能有效地促使企业成本内部化，即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纳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中，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发挥监督职能，确保企业环保资金的合理配置，加大绿色研发力度，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环境绩效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改善，进而总体提高企业的ESG水平。

（3）文献评述

上述文献中，对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主要来自内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是国家宏观的经济政策如环境规制、产业扶持等，内部环境主要是企业自身绿色文化、绿色技术储备和预期收益都会影响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一方面，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以直接形成运营优势，直接减少成本，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企业的经济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形成间接经营优势，如塑造企业的品牌形象、增加顾客满意度、增加员工忠诚度等，增加企业的社会绩效，同时能间接增加企业的经济绩效。综上所述，目前研究者多数以宏观环境为入手点，探究环境规制等外部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少研究立足于企业个体，故本文将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为主题，从我国汽车制造业发展现状入手，以国产汽车品牌比亚迪为例，从政府、企业、社会三大利益相关者视角进一步分析比亚迪汽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外在环境以及内部资源和能力，再次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内在机理，最后对汽车制造业如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以及政府监管提出合理建议。

时间安排

研究计划

2022.1.1-2022.1.15

进一步阅读参考文献，完善本文理论框架部分。

2022.1.16-2022.1.31

搜集相关企业数据，进行初步案例分析。

2022.2.1-2022.2.28

结合国内外参考文献，对数据、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2022.3.1-2022.3.31

提炼并完善研究结论，复查文章整理逻辑思路。

2022.4.1-2022.4.30

修改、定稿，准备外文翻译稿。

5. 参考文献:

[1] Braun E, Wield D. Regulation as a means for the socialcontrol of technology [J]. Technology Analysis amp; StrategicManagement,1994, 6(3): 259#8722;272.

[2] Kemp R, Arundel A. Survey indicators for environmentalinnovation [C]//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Towards EnvironmentalInnovation Systems in Garmish-Partenkirchen,2002.

[3]张志勤.欧盟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3,28(01):50-57.

[4]Hart s L. A Natural-Resource Based View of the Firm[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 (4) : 986-1014.

[5]Soctt W Ｒ．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Ｒ］． London: Sage，

1995．

[6]Porter M E, Kramer M R, Strategy and society: the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business review,2007,84(12):78-92

[7] 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The Journal ofEconomicPerspectives,

1995,9(4): 97-118.

[8]杨熠,沈洪涛.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0(06):60-68 151-152.

[9]付强,刘益.基于技术创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31(03):463-468.

[10]刘乾,陈林. Ramp;D溢出效应下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J]. 中国软科学,2021(7):120-130.

[11]曹洪军,陈泽文.内外环境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效应——高管环保意识的调节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6):95-103.

[12]李廉水,张芊芊,王常凯.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驱动因素研究[J].科研管理,2015,36(10):169-176.

[13]陈泽文,陈丹.新旧动能转换的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高管环保意识风格如何提升企业绩效——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10):113-128.

[14]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09):192-208.

[15]曹洪军,孙继辉.环境规制、组织绿色学习与企业绿色创新[J].工业技术经济,2021,40(03):152-160.

[16]梁敏,曹洪军,陈泽文.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企业经济,2021,40(11):15-23.

[17]余伟,陈强,陈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基于37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科研管理,2017,38(02):18-25.

[18]贾军,张伟.绿色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及环境规制影响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35(05):44-52.

[19]陈永泰,徐晗玉,徐峰,等.面向企业绿色创新的政 府 Ramp;D 补贴契约设计[J].系统管理学报,20 1 9,2 8 (4):7 1 7-7 24.

[20]王珮,杨淑程,黄珊.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J].税务研究,2021(11):5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