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目标下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开题报告

1 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研究

1.1 国内外环境披露现状

国外较之于国内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更早。在国外环境会计的形成期，1972 年，联合国通过了《环境宣言》并提出口号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环境革命中，许多政府对企业滥用资源的行为采取了强有力的法律和经济行动，并制定了各种环境管理制度。1971 年后，一些公司开始有意识地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这使得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和环境会计问题。在美国，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了。在美国环境保护局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政府机构和专业机构，如 EPA、FASB、SEC 和 CPA 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在积极考虑环境信息的公开，并逐步将其付诸实践。英国是世界上较

早跟随其后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国家之一，环境报告一直作为英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一部分进行披

露，是英国公司提供外部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地区，日本是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方面

的先驱，虽然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20 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提倡企业引进环境会计的理

念，随之提出“循环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

国内起步相对来说较晚，但为了响应全球环保的号召，我国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也在逐步推出相应政策来加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最初，证监会提出《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开始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保护等有关社会责任的信息，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7 年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加强公开披露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环保核查。2006 年开始，就有部分期刊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随后在 2015 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官方提出了绿色发展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2017 年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在今年的二十大中习总书记也同样明确了绿色发展的大方向：“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

国外学者领先我国较早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有很多因素影响环境信息披露，但结论也并不唯一。Hassan A，Ibrahim E (2012)通过对英国的 100 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得出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很大

程度上受到行业成员的影响并且所有行业的披露水平都大不相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公司比非碳密集型

产业的公司更积极采取措施[1]。近年来，也有学者 Daxin Sun et al（2019）提出在提高环境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同时，政府具有强制性官僚范围的环境规制能对环境信息披露起到推动作用，研究显示在政府规章力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环境披露能力越强[2]。随着国家政策及环境信息披露理念一再创新，目前国内现有许多学者都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不少学者都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环境信息披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李锐，侯菁（2014）将成本作为影响因素之一，采用信号传递理论，实证分析得出成本、独立董事人数、企业规模这些内部因素都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3]。王佳，刘禹彤（2017）从 76 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着手，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得出：财务指标显示盈利能力越大、公司规模越大，国有控股比例越大的公司，越积极披露环境信息[4]。黄宝莲，周毓萍（2020）以建材行业的上市公司为例，通过选取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与公司规模、内部监管、债务水平和监事会规模呈正相关[5]。但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在各上市公司之间都互不统一。朱文莉，郑红（2015)在 40 家上市公司的样本之中发现，只有 80%的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6]。因此，为了更好地激励上市公司规范环境信息披露，在外部压力上，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环境规制是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崔秀梅等人（2021）通过实证发现环境规制不仅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也发现在政府的环境规制的规范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带动了企业更多的环保投入，从而带来积极的效应[7]。

2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

国内外学者较为广泛使用的克拉克森指数是基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

南》（2006 版），并在不同领域进行信息披露：材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排放、产品和服务、监管、运输和总计。王丽萍等人（2020）在 GRI 可持续报告指南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发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所鼓励企业公开的信息，从环境战略、环境管理、环境绩效三个方面对评分指标做出具体调整[8]。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在建立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时，国内外学者考虑到如何量化质量，则是通过内容评分法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唐国平，刘忠全（2019）在《环境保护税法》公布的基础上通过选取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将评分指标体系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标准，将每个企业所有指标评分后的分数加总后除以 15 之后得出 EDI[9]。除了上述较为广泛使用的指标体系之外，也有学者沿用其他指标。唐勇军等人（2021）直接采用《A 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中的内容性评价得分作为度量结果，而此蓝皮书中又采用了 MTC 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不仅结合适合国情且也追随国际主流[10]。

3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开始的较早，因此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上的研究也同样

优先于国内。不同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上，基于样本数据的不同或是变量的选取不同，都得出不同

的结论。早期 S.AL-Tuwaijri et al（2004）指出环境信息披露表现越好的企业，企业价值也高于其余

企业[11]。Plumlee M et al (2015)发现在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前提下，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有正

向的影响[12]。唐勇军等人（2021）通过六年内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得到提升后，企业价值也会随之上升[10]。张彦明等人（2021）则是只针对能源行业选取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并且在此基础上，非货币性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对企业价值有较为明显的增强作用[13]。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调节变量也影响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导致其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王丽萍等人（2020）将市场化程度作为研究时的调节变量，得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企业价值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关系更显著，而在市场化较低的地区，这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8]。随着国家大力推行相关政策来规范强披露各上市公司的举措，Ren S et al（2020）发现强制性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对环境绩效有正向作用，而对经济绩效在短时间内有反向作用[14]。”张爱美（2021）等人又进一步将环境规制分为三种类型：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研究得出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更受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的环境规制的影响，因此这两种类型在公司绩效上也体现出了近似性[15]。而沈剑飞，李婧婕（2022）针对 51 家深沪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以环境规制等作为调节变量，得出由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具有滞后性，短期内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随着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和影响力的加大，企业价值则呈现正相关的趋势[16]。

4 文献评述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各方面的研究都领先于国内。近年来，我国也紧跟步伐，从环境信息披露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和研究。针对本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主题上，各国学者都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都因为样本或者是变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两者正反相关，不相关或是其中调节变量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因此，目前环境信息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虽具有参考价值但存在不足，还不能凭借部分文献来将这两者之间关系做出确定的

参考文献：

[1]Hassan A, Ibrahim 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actors

Influencing Companies' Success in Attaining Environmental Awards[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

[2]Sun D, Zeng S, Chen H, et al. Monitoring effect of transparency: How does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facilitat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9(5-6).

[3]李 锐 , 侯 菁 . 国 有 企 业 环 境 信 息 披 露 质 量 影 响 因 素 研 究 [J]. 统 计 与 决 策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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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佳, 刘禹彤.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因素研究——以 76 家重污染行业为例[J]. 财

会通讯, 2017, (16):9-12.

[5]黄宝莲, 周毓萍. 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以建材行业上市公司为例[J]. 生态经济,

2020, 36(08):175-180.

[6]朱文莉, 郑红.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基于首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评价报

告中优秀企业的统计[J]. 财会通讯, 2015, (27):76-79.

[7]崔秀梅, 温素彬, 李冰冰.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 促进抑或挤出——基于“波特假说”条

件下的环境规制调节效应[J]. 财会通讯, 2021, (18):30-35.

[8]王丽萍, 李淑琴, 李创.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分

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05):1110-1118.

[9]唐国平, 刘忠全. 《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上市公司

的经验证据[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6(01):150-157.

[10]唐勇军, 马文超, 夏丽.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内控“水平”与企业价值——来自重污染行业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21(07):69-84.

[11]AL-Tuwaijri S A, Christensen T E, Hughes K. The relations among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4, 29(5-6):447-471.

[12]Plumlee M, Brown D, Hayes R M, et al.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andFirm Value: Further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mp; Public Policy, 2015, 34(4):336-361.

[13]张彦明, 陆冠延, 付会霞，董淑兰.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基于能

源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37(04):435-444.

[14]Ren S, Wei W, Sun H, et al. Can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chieve

a win-win for a firm's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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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爱美, 李夏冰, 金杰, 吴卫红, 杨雪宁.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

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21, No.406(08):83-93.

[16]沈剑飞, 李婧婕. “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

于电力企业实证分析[J]. 武汉金融, 2022(04):55-63.

通过相关文献回顾，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取全国范围内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建立相

应的指标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影响展开研究。

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法，首先建立环境信息质量指标体系，其次选取所需的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调节变量，最后构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实证分析，最后做好稳健性的检验。

本文主要框架：

第一章：绪论（包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的目的与内容、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论文框架）

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包括国内外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环境信息

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第三章：相关理论基础（包括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概念、企业价值相关概念）

第四章：实证研究设计（包括理论假设、样本选取、解释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定义、调节变量

定义、构建模型）

第五章：实证分析及检验（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结论及建议

1）查阅与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相关的资料；

进行文献的阅读及整理，写出文献综述；

2）根据文献理论回顾，进行理论分析，初步建立分析框架；

3）进行样本的选取和确认；对数据进行筛选；使用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论文周计划：

2022-2023-1 学期

第 12-13 周 完成选题。

（2022.11.14-2022.11.18）

第 14-16 周 根据导师要求完成资料收集。